关于贱户的问题，在乾圣十七年得到了解决。
热热闹闹的在报纸上让人吵了大半年架，等大家已经厌倦了这件事，希望可以停止争吵，爱咋咋地之时，最后以内阁首辅商辂率领大臣联名上疏，请求令贱户脱籍，顺便废除原有的户籍制度。
朱见济当然欣然同意。
就算民间有些人不想放弃这种用身份烘托起自己特殊性的“好东西”，但当政者自己都愿意放下这东西了，谁还能阻止？
所谓的贱户，其中大部分的人也是被皇帝贬出来的。
现在皇帝要释放他们，也让别人没有足够的理由劝阻。
唯一的盾牌，就是“祖宗成法”。
可朱见济对老祖宗的态度，一向是“有用的尊重，无用的就忽视”，而且只有他才能打祖宗牌——
朕乃太祖子孙，朕都没有说话，你们拿着朕的祖宗来压朕？
天下有这样的道理？！
于是在乾圣十七年刚到，朱见济就宣布废除了贱户。
令下之日，无不涕零。
在圣旨下达之后，针对大明朝户籍的管理，朱见济也找人开了个会，决定修正一下《大明律》。
修改国家法律，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情，也是一个十分出格的事。
但利用贱户一事把问题提出来了，大家也都承认《大明律》里面有没有赶上时代的地方，所以当皇帝讲要动一动律法之时，大家惊讶了一阵、议论了一阵，然后假装伤心对着太祖皇帝的在天之灵哭泣了一下，就把修法一事提上了流程。
还是那个理由，
天下是老朱家的，律法也是老朱家制定出来，巩固他家统治的工具。
如今老朱家的皇帝要改，他们扯淡干嘛？
乾圣天子一面打着“尊祖制”，一面有暗搓搓跟祖宗对着干的情况还少吗？
朱太宗能违背朱太祖“不征之国”的话把安南变成交趾，
朱见济虽说没有亲征的军事威望在，但只凭借把蒙古管的服服帖帖，收回西域这两样功绩，他就有能力对老祖宗的东西动手动脚了。
除了户籍方面，关于家仆的保护也要改改。
大户人家挺喜欢蓄养奴婢的，这也导致了很多劳动力被主人家给隐藏起来，难以为社会做贡献。
而且朱见济对此过历朝历代律法中对贵族家中奴仆的管理，发现大明朝竟然还有点比不过唐朝时候。
前宋虽然怂了一辈子，但对人身的管束的确松散了许多，还能让老百姓把皇帝家的糗事讨论打趣，也算是一个闪光点了。
对于他人的长处，正如朱见济常和太学生以及大臣们说的，“别人干的好不要怕，取其长补己短，知错就改就好！”
如果连前人的优点都不能够吸收利用，大明朝怎么发展的更好？
不过只是学习古人长处还不够，朱见济觉得既然要修改律法，那就得把握机会，改的更多更全面！
眼下大明朝的商业发展的很迅速，随着航路的开辟，能够获得的资源也越来越多，总有一天，会诞生出超越封建时代的新阶级。
这是历史的必然。
但由于华夏帝国长久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对于商人的各种行为，采取的是一些简单粗暴的压制，导致律法在商业活动上的规定有些不够。
而商人多奸诈，为了赚更多的钱，总会找机会去钻这个空子。
到时候，律法没有规定，总是不好对他们下手的。
当然了，在中国除了律法，其实道德也是对人进行强制束缚的，当地主官自然也可以依照民情，用“圣人教条”把作恶的商人给抓起来。
可朱见济觉得，那样的官员占比不多，多的则是选择官商勾结的，只依靠道德治国，政策是持久不了的，还是需要有明确的法律来进行规定。
不管这法制定出来有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反正朝廷得有这个态度。
……当皇帝越久，朱见济也逐渐反思起来了自己以前做过的事。
他小时候仗着自己深受他爹的疼爱，以及闯了祸还有他爹这个高个儿的顶着，嫌弃当初锦衣卫的指挥使朱骧不够听话，转手自己去用了阮伯山和卢忠，的确对朱老哥有点不好意思。
像朱骧这种板正刚直的人，在官场上其实是“珍稀动物”，好皇帝得好好爱护他。
不过朱见济从不后悔使用锦衣卫和东厂做自己的耳目。
腐败和贪欲永远是除之不尽的。
后世尚且会出现巨贪祸国，大明朝就更不用多指望了。
要想保证清廉度和执行力，来自君主的监督和鞭策绝对不能少！
皇权要像一把刀子一样，架在官员的脖子上，逼着他们好好为老朱家服务。
如果是心里坦荡的人，自然面不改色。
反之，也不会让那些坏东西祸害到老朱家的江山社稷上。
……
“在商律方面，你们要和东罗马的那些学者多多探讨。”
“罗马律法虽说起步时间不及我中华，但其国祚能延续千年，亦有其优点可称赞。”
“西方盛行商贾之事，多国以经商取富贵……有这样的国情在此，其国法也是多重视商业。”
“律法除了是一种束缚，防止有人作恶之外，也算是一种鼓励。”
“在经商过程中，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要给人说清楚，能让那些本分经商的人大胆的做去，放心的去做……以后出了问题，也能有法可依，让双方弄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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