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朝臣们普遍担心，蒙古人将来会不会背盟反噬，张居正这样说道：‘整军习武，戒备边防，是我们必须日夜加强的事情，岂能因为蒙古人入不入贡，有没有盟约，而松懈或者加强？况且现在我们中国，就算亲父子兄弟相约，也不能保证其不违背，何况狄夷乎？再说蒙古人数十年无岁不掠，无地不入，难道都是因为他们背盟吗？就算将来他们真的背盟，也不会比原先更糟了。利害之归较若黑白，而议者犹呶呶以此为言，故臣又以为不智甚矣。’
张居正的反击十分有力，把那些反对派的说辞一一驳倒，但这世界从来不是讲道理的地方，你就算说得再有道理，有些人也听不进去，依然坚持他们的观点，非跟你唱对台戏。
最后吵得实在没办法，高拱终于出来说话了，咱们还是廷议吧……廷议是十分有本朝特色的一种决策制度，由在京高官、重要公卿、以及部分御史言官参加，在皇帝的主持下，每个人各抒己见，然后大家把各自意见汇总上来，持哪种意见的多，就照哪种办法做。当然皇帝也可以自作主张，但会伤到大臣们的心……大明的臣子伤不起，后果你是知道的。
这种带有民主色彩的决策方法，自然不为先帝所喜欢，尤其是大礼议一事上，嘉靖吃尽了廷议的苦头，所以自从他大权在握后，便再未举行过廷议。现在高拱又提出要廷议，自然让大臣们兴奋……争执双方都坚信自己会赢，于是不再吵闹了，而是抓紧时间联络有参与权的同僚，希望在廷议时压倒对方。
于是在三天之后，大明历史上标志性的‘封贡票决’事件发生了，参与此次廷议的共有四十四人，在会议上，赞成反对双方坚持了各自的观点，陆续发言，最后把各自的意见写成条陈，送呈皇帝面前。
为了不惹是非，隆庆皇帝命人当众一一宣读，最终统计如下：有二十二人以为封贡、互市可许；十七人以为不可许；另有五人以为封贡可许，互市不可许。用后世的术语说，封贡是多数通过了……也就是说，俺答的命是保住了。但是，互市还是不能通过，这一条上，二十二比二十二，一切又成了僵局。
最后只能圣裁了。隆庆皇帝哭笑不得，你们这整的是哪一出？怎么搞来搞去，还是得我担这个责任？只好与几位大学士商量——高拱是封贡的幕后策动者、张居正是台前主角，张四维则为了拉票、四处活动。在这几个人的怂恿之下，隆庆决定了‘外示羁縻，内修守备’的国策——便御笔朱批道：‘此事重大，边臣最明白底细，现在边臣说干得，你们几位爱卿也说有道理，那就干吧，多费点钱粮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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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事情没有说得这么简单，其中艰辛不再细表，不过在这一任高效内阁的驾驭之下，通常要议论一年的事情，还是在一月之内就下来。朝廷诏封俺答为顺义王，赐红蟒衣一袭，并在北京赐王府居住，其伊克哈屯授顺义夫人，赐库库和屯为‘归化城’；俺答的长子黄台吉、侄子昆都……这是兀慎部的头领，与黄台吉一起上疏请封，授左右都督，各赐红狮子衣一袭；其余台吉授都督同知，各部落头领授指挥……一共六十一人。
从此以后，鞑靼骑士都成为大明的贵族和将军。他们的铁蹄，不再践踏大明的田野；他们的刀枪，不再濡染中国的膏血。当然，朝廷谈不到使用鞑靼作战，但是朝廷能不用再对他们作战……回想几年之前，俺答屡次南下，北京屡次戒严的时代，如今的国家正在复苏，整个西三边、宣大，解除了敌人的威胁，不仅节省了数百万计的军费，还能使朝廷在人力物力，不再感受压迫的情况下，可以从容布置，经略蓟辽，其意义如何渲染都不为过。
但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却已经悄然南下，在那场热烈的大辩论中，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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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俺答被俘的那一刻，许是冥冥自有注定一般，沈默也接到了调他南下的圣旨……因为朝廷集中力量在北边，导致西南韦银豹叛乱愈演愈烈，他攻占了桂林为都城，杀害了广西巡抚，并与安南王勾结，在占领广西全境后，向广东侵略，其声势浩大，震惊中外。
当然，西南蛮夷闹得再大，也用不着他这个次辅亲自提督，但沈默因为在对蒙作战后期的一系列举措，比如拜祭成陵时装神弄鬼，还跟蒙古贵族少女不清不楚……当然最要命的，还是他跪拜成吉思汗一事，触动了大汉族主义者们的神经，甚至被他们上升到了有辱国格的地步，认为他不再适合担任督师一职，应予以惩戒。
面对着汹涌而来的四面弹劾，沈默始终不反驳，只是在例行辩疏中，承认自己确实考虑欠妥，请皇帝恕罪云云……态度极为诚恳。这时候又发生了韦银豹攻占桂林的惊天大事，他便主动请缨南下，并推荐王崇古接替自己的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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