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浙的人心终于彻底的安定下来,其实安抚人心,未必需要太多举措,只需要有一个合适人,说出一番合适的话而已。
而且政协的出现,让街头巷尾又多了一个热议的话题,大家自然而然,将心思都放在了里头。
此后似乎也有炒作话题的心思,官府也配合起来,先是公布了一些听证厅开会的细则,此后,又宣布到时设旁听席,准许报馆编撰旁听。
这么做,自然是扩大政协会议的影响,否则大家密室协商,总不能商议出什么结果,都靠这些政协的与会者凭嘴皮子去宣传吧。
可是如此一来,却恰好又凸显出了政协的独特地位,若是受邀,不但能和官员和读书人以及士绅议政,自己在那里的发言甚至可能随时登上各大报纸。
要知道报纸乃是大儒们的地盘,商贾想要上去,除非你品行败坏,被各大报拿去做反面典型,这时代的读书人对商贾有天然排斥,即便是最宽容的王学门人,也尽量不和商贾瓜葛。
可是现在不同了,不但你可以堂而皇之的登报,而且别人甚至还要记录你的讲话。用某些人的话来说,这已经不再是祖宗积德的问题了,这简直就是祖坟冒青烟啊。
不过明报这边,已经率先刊文,讲了新税制,也谈及了政协的一些花边新闻,其中也有讨论,比如有人撰文,说是朝廷这个商税固然本意是好的,可是税赋说是由各环节的士绅和商贾承担,可是原料的价格贵了,商贾们未必肯全部承担,最后可能拉动价格上涨,让寻常购买商货的百姓来负担,这几年物价本就涨动不少,一件衣裳,种棉的士绅赚一笔,织布的又赚一笔,此后染坊和成衣工坊又赚一笔,到了市面上,铺子里又要赚上一笔,如此一来,岂不是最后商税收的不是商贾,而是寻常百姓。
有人如此的说辞,又有人跳出来反对,说是固然可能会涨动一些价格,可是工坊这么多,单单成衣,如今就有数百家,品类繁多,一家涨价,其他若是不涨,那涨价的一家货物就要积压,毕竟这点税还没有到完全让工坊没有利润的地步,比如到了成衣环节,虽然每件衣衫的利润薄了,可是利润依旧还在,而且还是不小,各家工坊打的算盘不一样,许多人肯定要观望,等着别家涨价,可是又有谁愿意做出头鸟,固然是未来的预期成衣的价格是要涨,可是就算涨,也绝不会因为商税。
这种争论,竟然一下子流行起来,其实王学的发展和新政息息相关,王守仁估计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理论最后被一群打着王学招牌的人更改的面目全非,就如儒家一样,儒家壮大时,恰逢是武帝需要中央集权,于是,儒家的观点自然而然,根据当时社会的观念而变动,当时的社会,是朝廷必须集中所有力量,对匈奴开战,因此,儒家的新理论应运而生,最后皇帝们觉得好,自然而然大力推崇。
王学也是如此,王学的大本营在商贾云集和手工业到了极致的江南,又恰逢市民阶层的崛起,生活的改变,社会形式的多样化,使得王学紧跟时代脉络,这就好像,理学的理论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工业革命的英国,因为它没有催生的土壤,当时的英国需要大量的劳力,无论是童工和女工,都有极大的需求,这个时候哪个不长眼的东西鼓吹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未婚娶之前不得出阁的理论,怕早就被英国的贵族和商贾们一巴掌拍飞了。
而王学的理论也是如此,至少在王学的理论里,对女工做工的事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这就是土壤的因素,只不过理学毕竟昌盛了这么多年,社会依旧保守,所以王学虽然宽容,却没有鼓励,也有人提出女人可以上工,但是必须局限于丝坊,丝坊之中应尽量避免男子出现。
这就是王学的土壤,王学和新政相辅相成,为了适应新政的需求,王学在改变,而新政为了适应王学,其实也在对王学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因此,王学之中,关注工坊和商贸的王学门人大有人在,甚至有一些人因为理论深厚,成为大儒,成为所有报纸争先求稿的对象。
这种争论,有点像后世的所谓经济学家的争论,只不过,他们的眼光还有很多局限,更加微观。
争议一开始,各持观点的双方便捋了袖子,恨不得要大打出手,当然,各大报纸对他们采取的是喜闻乐见的态度,就巴不得你们打起来,打起来才好,打起来大家才关注,关注了报纸才好卖。
双方为了抨击对方的观点,不断的引经据典,只是古时实在没有多少经典可循,于是就开始四处出没,寻找各自所谓的证据,比如实地考察,或者蹲在成衣铺子外头死盯着价格,闻到了一丝鱼腥,立即就激动了,高潮了,然后立即回去写文章,单方面的宣布自己又获得了一场新的胜利,把稿子一投,接下来等着对方又寻到所谓的‘证据’来打自己的脸。
徐谦在杭州的日子,也经常会看报,他有些哭笑不得,以往的时候,直浙的舆论都牢牢掌握在他的手里,他要圆就圆,要扁就扁,可是如今呢,似乎有点脱离掌控了,原本他造出势来,本想让他大家关注一些政协,谁晓得这报纸里头尽都是各种嗷嗷叫着打脸撒滚的文章,一个个所谓的学者大儒争论着未来影响的话题,有的耸人听闻,把人吓得半死,有的夹枪带棒,伶牙俐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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