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东路出来，就到了外滩。
这时候，外滩区域正在进行大规模综合改造，刚好又是交通晚高峰时期。
看上去，整个外滩就是一片巨大的、尘土飞扬的工地。黄浦公园前停放的旅游大巴更是乱成一团。除了车多人挤，还有大量无序经营的小店小铺，更让外滩显得混乱不堪。
眼前的这一切，很难让人想象，这里将是上海城市规划中，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最值钱的地块之一。
“简直太乱了。这哪里还能叫做阿拉上海光鲜亮丽的客厅？”胡晓辉很久不来这里，对眼前的场景很不习惯。
王建东却对市区大搞建设习以为常，自然见怪不怪，笑道：“好长时间没有去外滩了，我看公园那一带好像已经完工，有人在上面们走动。要不我们过去走走？”
太阳已经落山。
国庆节前，为确保上海城市安全，外滩综合改造刚刚完成了第一期工程。现在的外滩防汛墙呈厢廊式，高6．9米，宽15．4米，可抵御千年一遇的潮水。厢内能停放300多辆汽车，厢面是绿化景点和沿江步行道。路面比先前拓宽一倍，有8快2慢10个车道。
站在新修好的防汛墙边，朝黄浦江望过去。江水涛涛，星星点点。船只来来往往。
对面的浦东，只有不多的两处亮点，一是“SANYO”的霓虹灯广告牌，还有刚建到半截的电视塔，单调而乏味。
此外，除了工厂码头，还有棚户和荒滩，基本上没有什么灯火，死一般寂静。
而浦西江边则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趸船，目光所及，一片凌乱不堪。有轮渡的、有海事的、有航道的、有港务的、有长江航运的、有内河航运的、有客运的、还有环卫的……。
“外滩原来是没有什么墙的。”王建东说：“船靠岸后，搭块跳板，人就这么走上来了，货物也就这么挑上来或扛上来，与其他河岸江岸无异。直到1950年代初，外滩依然如此，只是多了些半米高的小铁柱子和链条。”
胡晓辉从上海出去比较早，并且当时年纪也不大，所以对外滩的历史并不太清楚。
“但上海是个多雨的江南城市，年降水量超过1000毫米，年降水日130多天。再加上台风频袭，长江和东海的水倒灌，黄浦江发大水便是常事。”
王建东说，上海第一次修外滩防汛墙是在59年，还只是砖土结构的，高度也只有4.8米。74年外滩防汛墙再次加固，并加高到了5.8米。而且，只有从那时起，走到江边才需要上台阶。大概是三四级吧，但那墙只是齐腰高。很适合人趴在那里看江景。
那段墙实在造得不咋的，刮浆表面很粗糙，能清晰地看到暗红暗黄的沙砾，夏天穿短袖，手臂压上去的感觉很扎人的。王建东开玩笑问：“你知道这里的防汛墙，在上一个八十年代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你知道叫作什么的吗？”
胡晓辉想了想，抿嘴一笑，耷拉下眼睛说：“我不知道。”
实际上，胡晓辉对王建东的提问，她心里自然是知晓的。
这里其实就是上海滩最早的情人阵地---外滩情人墙。
王建东所说的这一段自外白渡桥旁的黄浦公园开始，至金陵东路新开河结束，全长大约一千六七百米由钢筋水泥制成的防汛墙，大概在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后期，每到夜幕降临，基本上每天都会上演如今的人们无法想像的“集体恋爱”话剧：成双成对的年轻男女，依托长长的防洪堤墙体和护栏，面向江面，头靠头，手握手，轻声细语，情话绵绵，耳鬓厮磨。
当年有《纽约时报》的记者记录了当时外滩情人墙的情形：“沿黄浦江西岸的外滩千米长堤，集中了一万对上海情侣。他们优雅地倚堤耳语，一对与另一对之间，只差一厘米距离，但决不会串调。这是我所见到的世界上最壮观的情人墙，曾为西方列强陶醉的外滩，在现代中国，仍具有不可估量的魅力。”
有好事者在外滩北京东路到南京东路一段200米长的岸边做过统计，共有600对情侣在谈恋爱——平均1米内有3对恋人6个青年男女。
这样的场景，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到90年代初消失，绵延整整十数年。
流逝的岁月中，总有一些人生“风景”是难以忘怀的，比如说这里上海外滩的“情人墙”。
实际上，关于外滩的玫瑰色记忆，不但是一代上海人挥之不去的浪漫记忆和情结，而且也是这座城市永恒的风景。
说到外滩“情人墙”产生的原因，现在的年轻人恐怕难以理解。
70年代到80年代的时候，由于当时经济物资匮乏、文化娱乐设施单调，加之上海人家普遍住房窘迫，特别紧张，两代人或三代七、八口人挤在10几个平方米的斗室里，习以为常，司空见惯。
男女青年到了谈恋爱的年龄，如果上对方家里去，就必须在家人的目光关注下呢喃低语，尴尬之情，可以想象。到户外去吧，公园晚上一般都不开门，黑灯瞎火的地方又常有小混混骚扰或联防队员巡逻。
那时候哪有什么咖啡馆、酒吧、舞厅可泡，于是情侣们的“活动场所”，只剩下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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