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号子种类繁多，如大连、天津、青岛、广州，也包括我们上海等这些码头的起重号、上肩号、扛包号，四川成都的板车平路哨子，天津的推车号，安徽的板车号等，地域不同，风格特色也不尽一致。
码头谣因为出自没有文化或文化程度不高的码头工人之口，所以一般来说都具有通俗易懂、简短扼要、生动形象，能合着劳动号子朗朗上口的特点。
不过，讲起来这些码头谣，大部分源于苦难的旧中国。你们想呀，旧社会的码头工人地位如同奴隶，生活不如牛马。他们面对苦难的身世，艰辛的生活和沉重的劳动，发出了不平之鸣，其中有愤怒的控诉，也有无可奈何的自嘲。经过你传我诵，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码头谣。
其次，1870年以后，伴随着旧上海“远东航运中心”地位的确立和工业城市的发展，上海码头的货物吞吐量急速扩张。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码头工人创造了独特的上海港码头号子。
实际上，上海港曾流传过许多码头谣。
而且出现在沿海都市港区的上海港码头号子与内地建筑、农渔类的号子迥然不同，显示出五方杂处、多元并存的包容性。
上海港码头工人来自全国各地，多是来自江苏、湖北、浙江一带的农村搬运工，由于各地方言语音的差异，他们所唱的号子也分出了不同的流派风格，其中以苏北号子和湖北号子，还有宁波号子最为普及也最具代表性。
也可以讲，蜿蜒流淌的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沿岸连通内河与外海长41公里、有7个装卸区的这片土地叫做上海港；上海港区那无数汉子在肩扛手拉大小货物时发出的声音，就叫做码头号子。
比方讲，“白天遮太阳，雨天当蓑衣，晚上当被盖，把头打时还可抵一抵。”
“爷爷是个码头工，压得背驼腰又躬，受尽工头打和骂，三顿薄粥照面孔。
爸爸也是码头工，挨打挨骂更加凶，七三拆账刮得狠，身披麻袋过寒冬。”
这些码头谣，字字句句饱蘸着工人的血泪，反映了他们的苦难。
吃过一口老酒，王国良接着说道，搬运出号子，渊源溯远古。鲁迅先生也以“吭唷吭唷派”之说强调劳动产生原始歌声的哲理。
老码头说“只要扛棒往肩上一压，号子就出来了”。的确，为了减轻繁重体力劳动的压力与痛苦，为了步伐一致，必须喊号子。
老码头又说：“扛棒、草鞋、搭肩布”是我们的三件宝。这简单的劳动工具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物品。
老码头还说：“当年来上海，谁若要想当一名码头工人，首先要学会喊号子”。他们是来自本地沿海和长江沿岸的破产农民。他们喊着号子、扛着箱、掮着包、挑着担、拉着车，在驳船里和跳板上，包括在堆场和煤场的“过山跳”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走着没有尽头的路。
王国良介绍说，上海港的码头号子以人力搬运号子为主流，因不同搬运方式而分肩运、扛运两大类。
肩运作业类号子又细分为搭肩号子、肩运号子和堆装号子。
搭肩号子，在肩运作业第一道工序中打唱，由四人协同，提货上肩，领号者唱腔疏密有致，和唱者句式规整，货上肩时重提轻放。
肩运号子，是肩运作业主体，也是单独搬运的劳动歌声。由于货物沉重，步履多蹒跚艰难，这类号子风格句幅短促、气息粗重，音调多下行跌落。
堆装号子，是货到仓库堆栈时分唛工人的声音。分唛工按图形记号，用歌调引导方向，指挥分类堆装，各组工人随之逐一传唱。这类号子具有浓重的宁波腔，较强的吟唱性扛运作业类号子可细分为扛棒号子、单抬号子和扁担号子三种。
扛棒号子，这种以所扛货物二、三百到二、三千公斤不等，以参与人数形式单档、双拼档直至十六拼档不等的上海码头著名号子，在当年烈日下，那种气贯长虹、山呼海啸般的震撼力，都给人们留下久久难忘的听觉冲击。起肩时，后肩领号先呼号，前肩接应和唱，行走中以三拍子节律，以马蹄步默契，步伐整齐强劲，歌唱蔚为壮观。
单抬号子，这是重量较轻、体积较小的搬运作业双人号子。其歌声前呼后应，短促快速，紧接相连。
扁担号子，这是肩挑扁担、运送小件货物的单人号子。当工人负荷较小时，节奏相对轻松，号子中加强了旋律性，有时还唱一些实词。
“浦东打号子，浦西听得到”。上海港码头号子音乐因其近乎于劳动呼喊，旋律比较单一，多鸣哼，少实词，男声领唱，一领众和，阳刚高亢，形成其本质上的简易性和质朴性。
不过，“上海港码头号子”诞生于特定时代、特有土壤。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码头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码头工人再也不用哼着号子夯大包，渐渐地，“码头号子”这一种顽强的生生不息的劳动者之歌，码头歌谣不再在港区流传。从此就在现实生活中销声匿迹，淡出了人们的视觉和听觉范围。
王国良说道，你们小辈可能不太知道，音乐家聂耳就曾经在上海港码头体验生活，他所创作舞台剧《扬子江暴风雨》中脍炙人口的《码头工人歌》，就是汲取码头号子素材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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