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臣商议后认为，应该罢免功德使司，在至元三十年以前，以历朝以来在重要忌日做佛事的事，只下令宣政院主持举行，其余的事都予以精简。皇帝身边的侍卫人员，不得超越权限，擅自奏报朝廷事务，妄自增加相关事件。如果需要特别报告的事件，都得从中书省亲自报告后才能施行。
从古至今，帝王治理国家，理财的首要职责，就是首先节约使用。如果奢侈就会伤害财政，伤害财政必然会损害民众。国家的使用财物匮乏，就会产生横征暴敛，加重民众负担。如盐课增价之类的事件，就是严重害民的事件。近年来那些懒惰的人，妄想投靠防卫部队，官员家中的女红太医阴阳之类的人，为数众多，不可胜数。他们一个人被收籍录用，一家都被免除了税收，他们每年所需要的衣服车马粮食的费用，就是数十户所征收税收，都不足以供给他们使用，这种耗费国家资产，损害民众利益的行为，真是再以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我们商议后建议，各地宿卫部队，官宦家的女人之类的人员，应该像元世祖时期那样，查清数目按量供给，其余的予以全部清除。
阔端赤牧养的马驼，每年都有常规方法，分派给各地郡县，都各有常规数量。而宫廷侍卫人员，委托给朝廷仆人，役使民众放牧，他们每到一个放牧地点，夺取占领民众的居所，抢夺民众的粮食，草场和水源，残害民众桑树和果林，产生了多种祸害。他们的仆人四出活动，有恃无恐，无法无天，私自贩卖饮料，使得马驼饥饿死亡，损害减少。大德中开始责令地方州县正官，监视各地的放牧，修建暖棚，建造糟枥，以供放牧。至治初年又解散到民间放养，那种弊端依然如故，没有得到整改。监察御史及河间路守臣都多次提出这种事件。我们商议后认为，应该恢复大德年间，集中放牧的制度，由各地正官监督放牧，检查放着情况，严格管理侍卫和仆人等人员，形成命令下达。
兴兵作战，发动战争，是一种凶险的武器，擅自开启边疆战端，不是国家的福运。蛮夷之地，愚昧无如，少受王化，获得了也没有多少益处，失去了也没有多少损失。至治三年，参卜郎盗劫杀了使臣，不过是贪图财物而已，后来运用大军征讨，多年不停，伤亡了朝廷的士兵，浪费了国家资金和粮草。我们认为好生恶死，是人的固有本性，应该让宣政院督促各地守卫将领，严守边防重地，向邻近国家派遣优秀的使者，到各国招降劝谕，精简军队，裁减冗兵，明令边疆将士，严谨防守抵御敌军，切勿无端生事，确保国家安宁，人民安康。天下官田的每年的收入，都是为了供养防卫和边防部队将士。自至元三十一年以后，历朝以来，许多田地都分别赏赐给各王公公主驸马，以及百官寺观之类的人员，下令中书省支付海漕运输的费用，那样就大地耗费了国家的储备。那些接受田地的人家，各自任用土著民众，那些奸吏都是贪赃的官员，他们增加数量，巧立名目，多收多取，又使用邮传等人，征求粮食供应，压迫州县偿还支付费用。每到征收税收的时候，变相卖买，收取费用，官员之间相互埋怨，争执矛盾，农民困窘，被迫四处逃窜，无家可归。
我们大臣商议后认为，各王公公主驸马寺观，像公主桑哥剌吉，以及普安三寺的制度，由国家供给粮食，按月折算支付相应钞票，下令相关部门负责管理。下令各地税收全部上交各省部，最后上交到大都。过去所赏赐给文武百官的田地，全部如数收归政府所有，明令通告。
国家的经费，都取之于民。元世祖时，淮北内地，只上交人丁税收。铁木迭儿当宰相的时候，为了聚敛税收，派遣使者调查核实两淮、河南的田土数量，重新把税收和粮食合并，又因为两淮、荆襄沙碛地面积众多，在粮食成熟里征收，以此换取名声，获得利益，导致农民四处流徙，迁移各地。
我们大臣商议后认为，应该按照过去的旧制度，停止征收人丁税收，那些被调查核实，合并征收的税收和粮食，以及沙碛不可耕种的田地全部废除。按照元世祖规定的制度，凡是拥有田地的人，所役使的民众，都全部典卖田地，随即征收入户。铁木迭儿担任宰相时，收受的江南各寺庙的贿赂，报告下令僧人购买民众田地的人，不得再行役使，让他们接受里正管理，不再让民众受害。我们大臣商议后认为，历朝所赏赐的僧寺田地，以及宋朝灭亡后的旧有产业，都按照旧有制度，不再征收。那些僧道典买的民田，以及民间所拥有的产业，都应该全部收归国有，下令通告。
僧道出家以后，严禁畜养妻子和儿女，如果遵守寺庙清规戒律，真心出家，国家将予以优待，不派遣他们的徭役。他们所居住的官家寺庙，应该宁静清净，脱离世俗，静心修炼，诵经祝寿，祈求平安。近年来的许多僧道，违背教义，畜养妻子，与常人无异。如蔡道泰、班讲主之徒，为得逞私欲，行凶伤人，损坏教义，触犯刑律，这类人为数众多，不可胜数。按照佛教经典，岂不是亵渎天神吗？我们认为，僧道之人畜养妻子儿女的人，应该追究罪过，处以严刑，将他们遣散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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