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户部尚书沈廷扬汇报大明朝田亩总数和人口数量。
截止天启二十八年冬月十五，大明共有耕地十一亿八千四百余万亩，牧场约六十亿亩，人口两亿一千四百余万，其中汉人一亿九千二百二十四万。
比较天启二十三年，大明增加约八千万亩耕地，两千万人。
当然，在过去五年里，大明也对外迁移了三百七十二万余人，因此增长人口应该是接近两千四百万。
五年增长王朝十分之一的人口，这样的人口增长离不开大明的医疗和百姓生活质量的提升。
不管每个时代，生育困难的原因都是环境问题。
在大明这种半工业半农业的环境下，土地就是生产资料，而新生儿一旦降生，朝廷就会分三亩耕地作为贺礼。
三亩耕地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就是巨额财富，在拖拉机下乡的背景下，种三亩地并不花费太多力气，最少相比以前那种人扛犁地的情况来说是这样。
养活一个婴儿，一亩地足够了，因此官府分的三亩地，等同是给一个家庭添加两亩地的收入。
这还只是开始，等孩子入了户籍本后，他也就是生产队中的一员了。
生产队每年开垦出来的土地，也都有孩子的一份。
正常来说，哪怕是每年只分两分地，那到十五岁也有三亩地了。
这三亩地加上官府贺礼的三亩地，合计六亩地。
这些地最少在孩子上完中学前都归其父亲管理，到了中学后，如果还想继续深读大学，其父亲还能再拥有五年的土地使用权。
而且，让孩子上大学，是能最大利益化的一个流程。
只要上了大学，住宿和吃饭问题就都由学校解决，家庭只需要支出书本费和学习中需要的笔墨纸张费用就足够。
大明的教育成本是极低的，朝廷每年都得拿出25％的财政来用于教育，这是教育之所以便宜的原因。
至于这笔银子从哪里来，那自然是通过海外贸易和海外矿产、以及庞大的农业税了。
因此，种种原因下，根本就不存在会有愚农不让孩子上学的现象出现。
孩子上学不仅不会为家里增加负担，反而会减轻负担。
这一整套的设计，都是源于齐王朱由检执政时期，朱由校和内阁从未做过任何更改，而效果也是出奇的好。
对于体验过这个时代农活，并且没有太多娱乐方式的孩子们来说，有各种兴趣班的学校才是他们最想去的地方。
加上齐国没有所谓的期中考，而是只有期末考，孩子们的学业压力也并不大。
因此，朝廷、大人、孩子都愿意延续这个制度，唯一不满的只有地方。
毕竟大明的学校是耕读制，学生们需要自己种菜，所需地方需要弄出耕地给学校。
如果是乡野的学校那还算好，随便划一块荒地就足够了，毕竟学校可以自己找生产队借拖拉机。
可是如果在城里，那耕地就需要迁移人口，推平房屋，或者占用部分待建设用地了。
这些城内土地可都与地方财政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地方上没少上疏内阁，请求将学校统一安置城外。
不过地方的力量太小了，即便他们不愿意，也丝毫影响不了中枢的决定，
长期这样下来，地方上为了弥补财政，自然就会做出许多违规的事情。
天启二十九年三月初二，《大明报》报道了陕西朔方府马邑县的一则新闻。
内容主要是马邑县衙门以各种名目对百姓罚款、收税的乱象。
马邑县耕地不足，城内人口不多，因此为了满足官衙的开支，马邑县的百姓连连出门步行都可能面临被罚款。
民间百姓都觉得衙门穷疯了，不仅仅是马邑，整个朔方府到处都在罚款，出门走路都可能被罚款。
木柴税一文、车马税一文、河道税五文……
诸如这些税还算比较合理，但许多税收就让人后怕了。
被报纸曝光的税收和罚款中，一些菜农的菜比其它村好，因此比邻村出价高出十斤一文，但马邑县衙却以哄抬物价罚款该村三两银子。
三两银子看似不多，却需要卖三万斤菜才能赚回来。
关键在于，罚款收钱之后，官衙也没有让菜农恢复正常价格，而是不管不顾。
菜农和菜商的正常交易所得就这样被马邑县官衙获取，而这仅仅是一个村的现象。
这样的现象还存在于马邑县的各个乡村之中。
在《大明报》的报道中，马邑县的官吏以各种手段方式，在过去一年时间里罚收达四千二百两，而马邑县百姓数量不过三万人。
等同说，每个马邑县百姓平均承担了一百四十文罚款和乱税。
哪怕以大明朝最新的工价，这笔罚款也需要他们工作十天才能赚到。
这篇报道的出现让已经将报纸视为娱乐方式的许多百姓唏嘘，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大明报》关于各地乱收税的争相报道。
山西和河南等地农民，均遭到了地方衙门的收税，而税种是大明没有的开荒税。
在大明，从天启五年以来，百姓开荒就从来不用交税，而眼下这个税种居然又死灰复燃。
“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抢钱吗？”
“开荒一亩要收一百文税钱？那大明朝每年几千万亩开荒地，岂不是要交近百万两银子？”
“《大明律》上明明鼓励开荒不收税，这两地的衙门也太猖狂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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