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嘉十一年三月，经过三个月的学习，最终有四十二人通过考核，随后对五千余名勋贵、商贾、官员行刑。
此时咸嘉皇帝的身体情况已经不容乐观，自从他被马恒庆气晕倒后，他的身体状况便直线下降，时不时还有头痛的症状出现。
因此，为了威慑百官，咸嘉皇帝命人将五千犯人束缚在长安门广场上，命在京、中原十五省正五品以上官员前来查看。
史载当日参观官员数量多达数万，而面对凌迟的残酷景象，许多官员两股战战，若无旁人搀扶，几欲虚脱。
这件事情极大震慑了百官，但同时也拖垮了咸嘉皇帝的身体。
是年五月，咸嘉皇帝将库尔德斯坦及小亚细亚的部分地区分为两块，同时册封给予卫国、徐国，并着卫王朱怡铖、徐王朱伯溏就藩。
同月，咸嘉皇帝召齐世子朱怡铭入京。
六月末朱怡铭抵达京城，咸嘉皇帝与其促膝长谈，又交代太子朱伯海诸多事宜，随后遣散众人。
七月初二，咸嘉皇帝朱怡铉崩于乾清宫中，享年六十二岁，四十五岁的皇太子朱伯海即皇帝位。
初三，朱伯海还没来得及处理国丧的事情，波斯地区就再度爆发起义。
他提拔年羹尧为西军都督，命其镇压叛乱，同时任命岳钟琪为南军都督。
当任命下达，朱伯海刚刚准备下旨召集诸藩入京的时候，再度打脸大明的事情便出现在了印度厮当地区。
七月初五，德阳郡国与周国边疆爆发摩擦。
由于周国的精锐都在北部，因此这次摩擦以德阳郡国获胜，双方死伤百余人。
此事爆发后，周王朱惠枨率大军四万南下征讨德阳郡国。
德阳郡王朱进奎向蜀王朱进埕求救，朱进埕见状率军三万阻挡周国入德阳国境，两方剑拔弩张。
周国和德阳郡国的恩怨，朱伯海已经记不太清了，但发生这种事情还是让他觉得自己的脸面扫地，有些不舒服。
他下发圣旨呵斥三方，勒令三国收回兵马，同时派小西洋监察使司金铖带兵前往呵斥。
七月十七，三国收到圣旨，并在金铖的勒令下撤兵。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七月二十日，百官勋贵联合上疏、认为此前“乙巳之罪”中被诬陷者众多，请新帝重审此案。
面对威胁，朱伯海还没想好怎么应对，一直留京的齐世子朱怡铭便呵斥百官，以“大行皇帝丧期未过，群臣逼宫，可视为谋逆乎”来呵斥群臣。
忌惮齐国实力，群臣不得已罢休，但谁都知道齐世子始终要回齐国，因此并不以为意，只是暗中积蓄力量。
八月，诸藩陆续入京，群臣这才消停了一些。
九月初一，朱伯海率领诸藩、群臣、勋贵们护送咸嘉皇帝下葬，并于明楼为其拟定“中宗康皇帝”。
借着诸藩都在，朱伯海又定年号为“绍庆”，同时继续任命田文镜、张廷玉为辅臣，并宣布对皇店进行清查。
国丧结束后，朱伯海留诸藩在京数月，趁机找到田文镜、张廷玉、朱怡铭、朱伯沐四人商议国策。
田文镜认为，当年齐文王为了恢复国内经济，因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其中之一是调整市场经济中的公私、劳资、产销关系。
这样的调整并没有关系，但是永昌年间的承平导致了皇店内部产生了牢固的利益集团。
经过永昌皇帝多次打击这样的行为，但当咸嘉年间大明将矛头对准外部后，这些利益集团得到了迅速发展。
同时，民间的民营经济也被勋贵插手，至此形成了国营文官、民营勋贵的局面。
国营派是躺在皇店的身上吸血，而民营的勋贵则是压榨百姓。
这两者对于大明朝来说都是大害，而他们在这次西征中的表现更说明了他们并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一般利润，力图利用手中权力来胡作非为。
民营勋贵派以行贿、偷税漏税为主，而国营文官派则是以盗骗国营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手段牟取暴利。
他们在经济上给朝廷造成重大损失，因此必须遏制他们的行为。
在田文镜提出问题和现象后，张廷玉则是建议在皇店内部掀起“反贪污、反官僚”的二反行动。
在民营市场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漏税、偷工减料”的三反政策。
除此之外还需要在军队之中开展“正兵额、正纪律、正思想”等三正行为。
以及在整体市场上“涨俸禄、涨军饷、涨工价”的三涨政策。
之后，张廷玉又仔细做出政策内容，与田文镜、朱怡铭、朱伯沐等人制定出大致方针。
在方针出现后，张廷玉和田文镜集结了一批廉洁的干吏，随后针对方针做出更为细致的要求和条款。
直到新年的钟声敲响，绍庆元年正式到来，而这份治国政策也被昭告天下，史称“绍庆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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