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长安城再度运转起来，而李鸿运的视野中，也再度出现了新的史料。
“武德六年以后，高祖有废立之心，秦王不为兄弟所容，有功高不赏之惧。
“太子宽仁，多次向高祖求情，赦免秦王之罪。唯齐王一心力保太子之位，多次劝太子先下手为强诛杀秦王，太子不允。
“高祖虽有废立之心，然后宫张婕妤、尹德妃频频称颂太子仁德，使太祖摇摆不定。
“秦王乃使边将诬告太子谋反，高祖初而大怒，但太子负荆请罪后高祖醒悟，由此猜疑秦王日甚。
“秦王养寇自重，多以财货贿赂突厥使其退兵，权势日隆。然秦王府兵将多感于太子仁德，纷纷投效，秦王铤而走险发动玄武门之变。”
又是真假混杂的史料，需要玩家仔细甄别。
有了之前的经验，李鸿运知道这其中的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对之后的游戏进程产生影响，于是开始逐字逐句地考虑。
武德六年以后，高祖有废立之心，秦王不为兄弟所容，有功高不赏之惧。
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直接就是史料中的原文。
但问题在于，这句话是以秦王作为主视角的《贞观政要》中写的。
前一句的时间“武德六年以后”没问题，后一句的“秦王不为兄弟所容、有功高不赏之惧”也没问题。
按照此时的时间节点，秦王已经是一战擒双王，封无可封，而突厥屡屡犯边，基本上都是秦王出马平定。
他的军功确实已经达到了顶点，甚至连梁高祖这个皇帝也都镇不住了。
但“高祖有废立之心”，这句话就有问题了。
如果按照一般的思维模式考虑，梁高祖若是此时有废立之心，应该是挺正常的。
毕竟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秦王立下的功劳实在太大。而与之相比，太子仅仅是坐镇后方，就算有保障后勤的功劳，这功劳还得跟梁太祖分一下。
二者在这个乱世中表现出来的能力，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
如果天下太平，政治局势稳定，那么封建王朝毫无疑问应该立嫡长子，而非立贤才。
毕竟在太平盛世，皇子们的贤能很难展现出来。
但此时天下正逢乱世，虽然梁朝已经基本上平定了中原，但外面还有各种强敌环伺。
突厥、高句丽、吐谷浑、吐蕃，全都是横亘在梁朝广袤边境上的庞然大物，哪一个都不是善茬。
让太子接过皇位，他搞得动这些势力吗？
恐怕是不可能的。
所以，站在梁高祖的角度考虑，在乱世中将贤能、有能力的儿子立为太子，未尝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这句话看起来也没什么毛病。
但在李鸿运对这几名关键人物的性格特点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之后，他认为这句话的可信度并不高。
这有可能是站在秦王视角，为秦王说话的粉饰之词。
梁高祖就算是偶然出现过废立之心，甚至也许在某些关键时候对秦王给过一些没有明说的暗示，但他绝对没有真的动过废立之心。
说白了，梁高祖还是把秦王当成一个好用的工具人在用。
哪个地方叛乱了，让秦王去平叛；突厥人入侵了，让秦王去守边。
但要说因此就把太子之位给秦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梁高祖之所以这样考虑，李鸿运推测，动机主要有三个。
第一，古代封建社会传承一直都是立嫡长子为太子，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前朝因为废长立幼而导致偌大的王朝短短十余年就陷入崩溃，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前车之鉴。
第二，太子目前还没有什么太大的过失，因此要废掉他，理由不足。更何况梁高祖明显对太子十分偏爱，在个人感情上，他喜欢太子要远多于秦王。
就像他之前斥责秦王“被读书人带坏了、不再是当年的二郎了”，正是因为他一直留守京师、没有上前线，而秦王一直在前线打仗，双方对于战争、封赏等问题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
相较而言，还是听话懂事的太子更讨人喜欢。
第三，梁高祖的年纪并不算很大，他的身子骨还硬朗，根本就没打算这么早就退位。
若是立秦王为太子，那么太子的势力太强，对皇帝绝不是什么好事。
因此，梁高祖顶多是在拿秦王当工具人的时候暗示过可能会立他为太子，但绝对没有真的考虑过这件事情。
而这条史料记载，是秦王或者秦王手下的人，为秦王登基多增加一些合法性而已。
紧接着下面一句：“太子宽仁，多次向高祖求情，赦免秦王之罪。唯齐王一心力保太子之位，多次劝太子先下手为强诛杀秦王，太子不允。”
这条显然也有问题。
明显的问题在于，太子宽仁，向梁高祖求情赦免秦王之罪。
且不说秦王根本就没有什么罪责，就算强行说罪责，也不过是打下洛阳之后把府库中的财宝分给将士，而没有分给张婕妤和尹德妃。这所谓的罪责，根本就是诬陷。
更重要的是，太子不可能向高祖求情赦免秦王，他只会煽风点火。
事实上，在整个玄武门之变的过程中，太子都在拼尽全力地想要尽可能保住自己的太子之位。
这个诉求看起来简单，很多人也会误以为太子完全处于一种被动防守的状态。但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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