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些财货如何分配的问题，就是一个摆在决策者面前的大问题。
秦王就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给这两名妃子，要么给将士。
那名在府库前面拒绝了两名妃子的将领来头也不小，如果尉迟敬德等一般的将领，恐怕说话还不可能这么硬气。
而那名将领之所以敢直接用秦王的“教”来拒绝梁高祖的“敕”，显然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当时整个梁朝的命令体系比较混乱，皇帝的敕、太子的令和秦王的教，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具有同等效力，谁的命令先到就听谁的。
秦王直接打下了洛阳，他的教在诸多将士们看来，显然与皇帝的敕是同等的。
至于皇帝的敕被拒绝了、皇帝生气了之后该怎么办，那是秦王要考虑的事情，而非他们这些大头兵要考虑的。
第二，则是因为这位将领是淮安郡王，论亲戚，他是梁高祖的堂弟。
虽然是宗室将领，但他在洛阳一战中也立下了功劳，因此秦王才将那几十顷田地赏赐给他。
这样的一个人，显然对这两位贵妃是十分不感冒的。
李鸿运甚至可以代入到他的视角来考虑问题：论关系亲疏，我是当今陛下的堂弟，早在晋阳起兵的时候我就已经举兵响应，你们不过是陛下后来又纳的两个妃子；论功劳，我跟将士们在洛阳城外餐风露宿、浴血奋战，你们两个妃子在长安花天酒地。
现在你一纸敕书，就要把我的地抢走？
当然，淮安郡王也知道这两名妃子正得宠爱，不太好惹，于是他在硬气之余，也将皮球再度踢给了秦王。
那么秦王会怎么做呢？
其实在李鸿运看来，如果秦王真的把府库中的财宝给了这两名贵妃，他日后的处境说不定会好一些。
毕竟后来秦王之所以五次三番被梁高祖责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太子和这两名贵妃隔三差五地就给他上谗言。
如果秦王真的用这些财物大力笼络这两名贵妃，那么这两名贵妃所代表的的势力虽然不至于立刻倒向他，至少也会变成他和太子之间的墙头草，不断摇摆以获得最大的利益。
这些财物本来也是秦王打下来的，分给将士还是贿赂贵妃，这都是他一句话的事情。
但问题是，这两名贵妃，显然是得寸进尺的类型。
让她们进入府库去挑选珍宝……那府库里的东西，还能剩下多少？
张婕妤一张嘴就要淮安郡王的几十顷田，属于是心里没有一点逼数的表现。
如果只是象征性地给一点，根本不足以满足她们的胃口，她们还是会心怀怨怼；如果敞开了给，赏赐这一块必然出现一个巨大的缺口，到时候这个缺口又怎么去堵？
秦王在将士们心目中的威望，是在一次次赏罚分明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
这种威望想要建立起来很难，但想要毁掉却再简单不过。
因此，不论如何权衡，以秦王的性格，几乎都会严词拒绝。
想到这里，李鸿运开始尝试着对秦王的行为进行纠正。
秦王严词拒绝了两名妃子的要求，给他们的答复是：宝货皆已籍奏，官当授贤才有功者。
也就是说，府库中的财货，早就已经论功行赏分给有功的将士，封存上奏，至于官衔也要授予贤才有功的人，不能给这两位贵妃的亲属。
而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两名贵妃对秦王怀恨在心。
在完成这一切之后，李鸿运的视野中，闪过了秦王的记忆碎片。
记忆碎片中有两个内容：第一是梁高祖曾下令，秦王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所有事务都可以自行处分。
而秦王此时的官职中，有一项是“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洛阳显然属于他的管辖范围。
第二则是秦王在出征之前，梁高祖曾经答应他，平定洛阳之后，珍宝都赐给将士。
显然，秦王知道梁高祖敕书的效力，但既然梁高祖已经做过这两次承诺，那么他认为，即便日后对峙起来，自己也有说辞。
现实也确实如他所料。
回到长安城后，梁高祖并未责罚秦王，毕竟之前他已经对秦王做出了承诺。
之前虽然写了敕书、同意将府库中的财宝分给那些贵妃，也只是因为他被吹了枕旁风，一时昏了头。
此时秦王顶撞了他一些，却也让他的头脑清醒了过来，于是这件事情就被压了下去。
“嗯？”
李鸿运再度意识到这里似乎出现了偏差。
因为明显与历史记载的内容不符。
按照史料记载，尹德妃和张婕妤回到长安城后立刻告状，而梁高祖则是大怒，责问秦王：“朕的敕书难道还不如你的教吗？”
至于之前给秦王的那些承诺，梁高祖不说，秦王自然也不敢提，否则那不是当面打当爹的脸吗？
只能叩头谢罪。
而梁高祖仍旧怒气不息，等秦王走后才对裴寂说道：“朕这个儿子，在外面领兵日久，都被那些读书人给带坏了！不是当年那个乖巧懂事的二郎了！”
眼前的场景再度与史书有了差别，意味着李鸿运要再度运用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判断哪一种才更有可能。
如果从情理判断，史料记载反而更加不可信一些。
梁高祖毕竟也是梁朝的开国之君，看看这办的都是什么事？
先是给秦王承诺，让他打下洛阳之后可以将这些财宝全都分给将士，结果两个爱妃一吹枕边风，他就又改变了主意，甚至还亲自写了敕书让这两个贵妃去抢将士们的财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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