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常培的眼镜有些下滑，他伸手向上推了推：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被逼到这个份儿上了。我们二组虽然到的最早，今年一月底就到昆明了，可是手边要书没书，要设备没设备，这研究可怎么做？整个组的人都有点抓瞎，没别的办法，也只好利用现有的条件因地制宜了。后来我们就决定研究云南方言，好在遍地都是活生生的云南人，也不需要什么录音设备，跟当地老百姓套套瓷就行。”
罗常培的一句话，引得傅斯年哈哈大笑：
“看来想要研究语言，脸皮还得厚啊！这半年下来，你们有什么研究心得吗？”
“云南话是西南官话的一支，语系简单，跟北方官话很贴近，刚到昆明的时候大家都鼓不起系统研究的兴趣。后来我觉得眼前的研究条件就是如此，实在是没有挑挑拣拣的余地，而且语言研究不应只专注在音韵近古和词汇特殊这些研究的兴奋点，充实方言地图也是我们这些语言研究者的责任，所以就想着利用现有的条件做点垦荒事业。我们专门找了一个叫朱炯的十五岁学生，根据他的发音总结昆明话和国语的发音异同，还绘制了对照表。现在我们二组正在筹备来年云南全省的方言调查，进一步充实我们国家大西南的方言地图。”
陈寅恪微微点头，面露赞许：“学人当如是。”
傅斯年兴奋地一拍大腿：
“就是啊，学问本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对于你们这些研究语言的人来说，云南简直就是个宝藏嘛！”
“孟真兄说的没错，做研究就是得钻进去，再不起眼的小口子，只要钻得够深，都能尝到甜头。别总说我了，孟真兄最近有什么大作啊？”
“别提了，我这人你也知道，向来俗事缠身，闲不住！这几年在北平、南京、长沙、上海这几个地方到处跑，现下又折腾到了昆明，一本《性命古训辨证》写写停停，拖了两三年，今年二月份才收笔。好不容易写完了，后面连誊抄成清本的时间都没有，一直到上个月，我才把友人帮我誊好的文稿寄给商务印书馆，总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
陈寅恪挽了挽袖口，露出纤瘦的手腕：
“好事多磨，相信不日便能付梓了。”
“不管他了！反正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对了，寅恪兄，你信里说你准备写关于隋唐典章制度的文章，现在写的怎么样了？”
“要下笔为时尚早，但是书名我已经拟定了，叫《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现在还在收集资料和整理脉络的阶段，前几月我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教书上，现在蒙自分校结束，联大放假，我才把工作又捡起来，却苦于手边无资料可查，幸好有贞一（史语所同事劳干字）和玉书（史语所同事陈述字）帮我搜寻佛学和历史书籍，聊作参考之用。”
“你信中说你从越南到蒙自途中托运的手稿和资料都被偷了，想来是痛心得很吧？”
陈寅恪想起自己积攒多年的学术成果付之东流，不禁长叹一口气。
“那贼真是太可恨了，要是让我逮到，非狠狠揍他一顿不可！”
陈寅恪看着傅斯年涨红的脸和在空中挥舞的拳头，心中又松快了一些：
“你这么大的块头，怎么跟人掐架啊？
傅斯年自信满满地答道：
“我用体积乘以速度，能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
陈寅恪不禁莞尔，胸中郁结的闷气渐渐消散了。
“大?和小宝最近还好吗？我好久没看到他们了，现在小宝长得很大了吧？”
“这趟我把大?和小宝（傅斯年之子傅仁轨小名）一并接到昆明来了，我先是把他们丢在江西，又让他们跟着我折腾到重庆，现在总算是一家团圆了，过几天我就带小宝过来，给你这个当伯伯的好好抱抱！寅恪兄，你没把家人一起接到昆明来吗？”
傅斯年这一问，显然是戳中了陈寅恪的伤心事，让他重又皱起眉头。
“我本有此意，去年长沙临大结束，我们一家一路从长沙辗转广西到香港，本来要在那里取道安南海防到蒙自，晓莹（唐筼字）心脏素来不好，加上旅途劳顿，一到香港就病了，美延也染上了百日咳。那时候我真是焦头烂额，幸好有地山帮忙，我们一家才得以在香港勉强度日。眼看着蒙自分校即将开学，晓莹的身体却委实禁不起折腾了，我就把晓莹和三个女儿留在了香港，一人从香港到蒙自分校上课了。如今我又一人到了昆明，真不知何时才能跟他们团聚。”
傅斯年一脸关切：
“现在晓莹和孩子们在香港境况如何啊？他们的身体好些了吗？”
陈寅恪低下了头，再抬起时，眼睛有些微微泛红。
“一发薪水我就寄钱给他们，可现在物价涨势过快，我寄过去的法币能换成的港币越来越少，为了寻找租金低廉的住处，她们已搬了几回家了。我一介穷书生，薪金不足以敷日用，又无积蓄及其他收入可以补助，已然捉襟见肘了。”
傅斯年从陈寅恪的眼神中读懂了一个丈夫和父亲的愧疚和悲伤，很想出言安慰，突然想起一事来，赶紧说道：
“对了，你不是申请了剑桥大学的汉学教授的教职吗？现在有什么进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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