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倪元路虽掌户吏两部，却并不懂什么财政，病急乱投医，给皇帝推荐了一个奇才，户部司务蒋臣。
蒋臣向皇帝提出一个生财有道的办法，印宝钞，每年印发三千万贯，一贯定价白银一两，还要朝廷立法，民间不用，以违法论。
他跟崇祯说，印宝钞，一贯成本也就五厘银，所以印的越多越赚，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银尽归内帑也。
没有保证金，凭空印宝钞，强制百姓兑换使用。
崇祯居然还觉得倪元路、蒋臣他们这法子是救国良策，居然下旨升蒋臣为户部主事，开始研究实行方案。
后来带头降清的户部右侍郎王鳌永明明知道这法子行不通，却故意顺着崇祯，提出了更惊人的言论。
他说完全可以每年印五千万贯钞，然后朝廷废除金银，把金银与泥土同价。
印五千万用来养兵打仗外，每省还可以直接给一百万贯，分给地方各级官员，用来养廉。甚至不仅可以印钞来养兵打仗，还可以印钞救济灾民百姓，给官员们涨俸禄养廉。
王的这番话，其实就跟袁崇焕当年骗崇祯五年平辽一样，都是聊慰圣心尔，也就是顺着皇帝的意，糊弄糊弄他。
王永鳌的五千万贯钞计划得到崇祯批准，可谓点石成金。
不仅没准备金印钞，甚至还要废止金银铜钱的货币属性地位。
蒋德璟实在看不下去了，在崇祯的宝钞会议上，直接问皇帝，民虽愚，可谁肯以一金买一张纸？
这就像皇帝的新装一样，所有人都装傻充愣，都说看到了皇帝的新衣，却只有蒋德璟站出来。
为了反对皇帝一意孤行，他还特意上揭贴，对比宋元明三朝推行宝钞的异同，并警示皇帝不要乱来，他的揭贴公开抄发，希望引起朝野响应，可在当时，居然无人理会。
朝廷正式推行宝钞，可却无一个钞商敢应征，因为担心朝廷会用宝钞来换他们的商货，京城所有的店铺纷纷关门罢市。
绝望的蒋也只得请辞，崇祯也毫不挽留，甚至还要治他的罪，认为这局面都是蒋故意拆他的台。
仍一意孤行的发行宝钞，给官员的俸禄用宝钞代替，还要求市民拿金银兑换，田地房屋交易等规定只许用宝钞等。
仅三个月后，宝钞依然是一张废纸，闯王却已经打进了北京城。
蒋离京后拒绝了南京福王的征召入阁，回到老家。
蒋德璟在老家没多久就见到了绍天朝发行的银元和兑换券，比起崇祯那异想天开的宝钞，绍天朝的银元虽非足银，但其成色仍然很高，尤其是制造精美。他们的兑换券也是张钞纸，可却不是凭白印钱。
而只是兑换券，可凭券随时兑换银钱，特别是交税等也是完全可以使用的。
到如今，蒋德璟也早适应了绍天的龙银，甚至平时也都习惯用兑换券，很少再携带龙银。龙银制造精美，兑换券信用坚挺，从没有过什么兑换问题。
对比崇祯朝的宝钞，和越铸越薄的崇祯通宝白钱，绍天朝的银元，甚至是半圆、二角一角的银币，当十当五当二的铜元，还有绍天通宝等，都在市场上极受欢迎，币值稳定。
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曾记录，抄获库存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伍伯两。这不是拷掠百官得来的，而是库存。
这个数据造成了很多问题，其实这些不是什么真金白银，而是崇祯在他灭亡前一意孤行印的宝钞，最后的疯狂。
结果全积压在钞库里，根本就是堆废纸。
大明宝钞单位用锭，是从朱元璋开始的，洪武八年起，整整二十四年，平均每年都要发行宝钞五百一十五万锭。
崇祯库里抄出三千七百万锭，也顶多是洪武年间几年的发行量而已，而一锭五百两，更是他们愚蠢而又疯狂的失败抢钱计划罢了。
想当年朱元璋就滥发超发，强行规定宝钞一贯等于白银一两，铜钱一千，四贯钞等于一两黄金，值米一石。
可事实上，百姓再傻，也不愿意被朝廷这样割韭菜啊。
所以洪武三十年，一两白银可以买四石米，用宝钞，却要十贯，宝钞实际已经贬值了十倍了。
朱元璋不甘心，强行下旨，要求百姓禁用金银交易，必须用宝钞，可上缴的财政税赋，却又必须要用金银铜或粮食布匹等实物，还用菜地果树仓库驴车等钟来征税，只为加速宝钞回笼。
但到了正统九年，一石米已经需要一百贯了，到正德年间，宝钞彻底成了废纸。
崇祯仓库里五百俩一张的宝钞，也正说明，就连印钞的那些人，都很清楚这些纸到底有多少购买力，所以都没印一两一锭的宝钞，直接就是五百两一锭的。
五百两一锭，却仍换不到一两银子，印了三千七百万锭，价值一百八十多亿呢，哪怕按一锭就换一两，这三千七百多万锭，也起码值三千多万两啊。
崇祯计划一年发行五千万两宝钞，与这三千七百万锭库存，倒是恰好能对上数的。
五百两一锭，也就是一张宝钞，打算当一两用，结果最后都没用出去，全成废纸，把闯王李自成刘宗敏等都骗的白高兴一场，最后只得愤怒的拷掠北京的王公大臣们弥补些损失。
绍天朝有当十当五当二的铜元，但比普通制钱更重，用铜多，甚至掺了银，所以其本身含有的金银价值，也已经基本上与其面值相当，并不是公然抢掠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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