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以海对这个回答非常满意，起身道，“取孤为张帅赶制好的王命旗牌来！”
亲军取来两件东西。
蓝色缯布制成的令旗，和金漆木牌。
“张帅，此为孤亲授你之王命旗牌，得此旗牌，军中可便宜行事，先斩后奏！”
大明有尚方宝剑，也有王命旗牌，王命旗牌与南北朝时的节、唐代的节度旌节功能类似，握有生杀大权。
大明的王命旗牌，四旗四牌，每旗用阔绢一幅，长四尺，阔一尺九，枪长六尺五，围三寸二分。每牌连卧虎盖长八寸，厚七分。
令旗令牌，在外不许擅造，须得兵部请旨，工部制造，特旨颁发。
闲常不许擅用，班师之后照验还官。
最初是只授给出征总兵官的，文官不能授予，到后来渐渐滥授，不仅总兵官出征得授王命旗牌，那些分领兵马进击的副将、参将、游击等也能得王命旗牌，再后来提督军务的巡抚、因为没有旗牌，没有了先斩后奏的便宜之权，很难号召的动将领们，于是也请奏颁旗牌。
到后来，甚至连兵备道们也都能请奏王命旗牌，不过兵备道们多数是向上级的巡抚请求授给旗牌，巡抚有四旗四令，分授一旗，以得便宜。
弘治年间旗牌三百面，各有编号，后来正德、嘉靖、隆庆各朝又各增数百面，到了明末时，朝廷的王命旗牌已经有数千了。
甚至不再是四旗四牌，京营总督十一面，协理京营和各挂印总兵各十面，提督八面，赞理军务六面，总兵副总兵各五副，参将、游击各三面，而巡抚、兵备道甚至是监军宦官也一样能授旗牌。
旗牌虽滥，但威力一直都在。
临阵督军，必赖旗牌。
就连当年袁崇焕杀毛文龙，虽说是请尚方剑斩之，但其实袁杀毛之前，可还是摆案焚香，先请出了王命旗牌，然后才用尚方剑斩的。
尤其是文官们，请颁旗牌以后，就有了赏罚、调军、提督的权力，除了总领军务，也可用于政务，以及征调钱粮税赋。
军官临阵不用者，许以军法从事，凭旗牌可以直接斩杀。
因此这些有权拥有旗牌的大将、文臣们，一般还都特设有旗牌官，负责保管执掌旗牌，并在需要时，奉令持旗牌调兵或执法。
之前朱以海临危即位监国，一切都是草台班子。
哪有什么王命旗牌可授，对张名振、王之仁都是解自己的佩剑，然后充当尚方宝剑授予，这其实也不是正规的尚书剑。
这次陈潜夫从绍兴来，便特带来了一批张国维于颖他们新造的王命旗牌给朱以海用。
张名振接过，发现是十旗十令，这是挂印总兵官的规格，比提督还高一级。
“这是孤颁下的第一份王命旗牌，张帅可凭此号令军中，便宜行事，有临阵不用者，许以军法从事，用孤所赐尚方剑斩之。”
张名振郑重接过，将王命旗牌分别交给了自己的妻侄马呈图马贡图兄弟俩，这两人原是他中军家丁队长，现在特授为旗牌官。
朱以海又拿出四副旗牌，分别授予沈宸荃、沈文忠、陈潜夫和虞大复，四人分领军中四处，主管军政军令、后勤粮饷、监察执法和军情侦察等，有这旗牌无疑会方便许多。
他们的王命旗牌每人六旗六令。
最后还给羽林前营的杨伯兴一副，四旗四令，羽林营做为军中宪兵，十分特殊，握有执法权，所以特别颁给。
朱以海还把自己的佩剑解下来，授给杨伯兴，王命旗牌配上尚方剑，军中就没有不能斩的将领。
“今夜，张帅负责指挥迎战，杨将军负责督战执法，沈卿等负责后勤辅助。”
朱以海起身，抬头望向东方，天空依然晦暗漆黑一片。
“黎明就在眼前，天明与诸卿共庆胜利。”
朱以海拒绝众劝说他离开此地，退到安全之地的建议，不仅不离开，还让人把他的提督大旗上加上六盏灯笼，好更显眼一些，更吸引鞑子汉奸们。
“诸卿各去，孤就在此旗下，坐待天明。”
“放心吧，孤在湖中船上，若是这也不安全，那还有哪安全？况且，今夜，狩猎的人是我们，鞑子们才是猎物，哪有猎人怕猎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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