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是特务！”这个姓蒋的指导员一句话就给我盖章定论。
我想辩解，但一时之间竟然找不到任何辩解自己的理由。
精细到可以直接给军、师前指用的美制地图，那上面的标尺还是英里。
军帽上的枪眼，一眼就能看出足以致命。
美军并没有大规模配发的小口径手枪，和那压得满满的两个弹匣。
还有一支已经几个月前就回国的部队番号，一个已经不存在的连队。
它们都是真的，但它们却不会有任何人相信是真的。
如果不是我的亲身经历，这样的东西摆在我的面前，我也根本不会相信。
我想说，我是1950年10月底从东北入朝参战，那个时候军装上所有的中文标识都被扣掉。连长说，我们是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不得不参战，就打一仗，赢了就回国。
我想说，我参加的第一场战斗，就差点丢了小命，更是被吓得瘫在地上站不起来。朝鲜寒冷的冬天让很多战友冻伤，但我们连因为用雪摩擦四肢，没怎么出现冻伤的事情。
我想说二次战役的时候我们完成了对联合国军的穿插合围，并且追击美军上百公里。更是在湖边的小高地上，和垫后的日本雇佣兵展开激战。他们不被承认，也决不投降。
我想说三次战役的时候，一个营打成了一个连，却终究没能将敌人全部吃掉。那场仗后没多久，六连就整合成了师直属侦察连。整合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后面送不上来兵员补充部队。有一天，一大早上，班长神神秘秘地要给我介绍一个师傅。
我想说我参加过横城反击作战，侦查过敌人炮兵阵地的位置。也保护着我们自己的炮观员深入敌后，炮袭敌人阵地。四次战役的转移阶段，我们曾营救友军被包围的部队。
我想说，我和他们一样， 一个月之前跨过了趁夜临津江，那时候还觉得能够一战解放汉城。63军一个受了重伤截肢的小战士还一脸不屑地说，用一管牙膏的时间，就能把美国鬼子赶下海。
可是这些都不会有人信的，或许不等我说完，我就得挨上一枪。
我想了想，那些话什么也没说，决定埋在心里。
我说：“我们师的野战医院可以证明我们连队的存在，野战医院的很多人都可以证明我身份的真实性。”
这话一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很无奈。这是一个没办法的办法，因为我自己根本证明不了我自己。
姓张的连长脾气不好，对蒋指导员嚷嚷着，说我这是拖延时间，还威胁我让我说实话。
但我不理会，我知道部队的纪律。我也并不害怕，因为我本来就行得正，坐得端。
姓蒋的指导员听了我的话倒是笑了笑：“你这小鬼挺聪明，知道我们现在没法找到你说的野战医院，也没法证明你所说的事情真伪。所以你讲出这么一个话，就是想要拖延时间。”
我说：“对，我没法证明自己是真，但你也没法证明我是假的。你可以把我移交上级部队，他们可以有办法证明我。”
顿了顿，我又跟姓蒋的指导员说道：“听你的口音，好像是宝鸡、岐山那边的？”
姓蒋的指导员猛地看我，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反应过来，我说的也是陕西话。
这我倒是很理解，眼前这个连队的兵，来源似乎都比较单纯，我目前也就只听到了河北口音和陕西口音。可能有几个陕北的，但没听那么清楚。在他们看来，河北口音和陕西口音，已经听得非常习惯。即便是听见我的陕西口音，在我没有说出来的时候，他们也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感觉。
我不一样，我整个连里，就只有我这么一个陕西人，其他人说的方言杂七杂八的。我们连里，东北的、河南的、河北的、山西的兵都有，甚至还有蔡宁那样的南方兵，说起话来‘得啦得啦’的。
所以我最初听到他们的陕西口音，马上就觉得非常亲切。对我来说，乡音对我的震撼和冲击，要比他们厉害的多。
“你也是陕西人？”姓蒋的指导员问道。
“我是西安的！”我听出来，姓蒋的指导员语气缓和了许多。显然他对我这个在异国土地上突然冒出来的西安人，来了兴趣。
虽然极不情愿，但是姓张的连长也不是无脑之人。看我这么自信自己的身份，也开始有些犹豫。
但犹豫归犹豫，当他们终于发现我也是陕西人之后，就已经对我不再抱有那么深的敌意。但我能看出来，他们还是不怎么相信我说的话。
短暂的审问并没有解决我的身份问题，他们也并没有得到自己满意的答案。他们只能带着只能带着我继续上路，不过我的待遇比起之前被绑成粽子要好了许多。
令人极其难受的五花大绑和腿上的绳子被解开，他们现在只绑住了我的双手。脖子上已经被粗糙的麻绳勒得全是血印子，但这对我倒是没什么影响。
走在路上，我双手被绑起来，之前将我五花大绑的麻绳现在在前面牵着我走。我身后跟着两个荷枪实弹的战士，枪就在手上，还挑着刺刀。
张连长走在连队的前面，蒋指导员则跟我走在一起，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这个聊天也不是那些老朋友或者乡党之间的聊天，因为蒋指导员总想从我嘴里套出来什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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