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上的娜拉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文｜安小庆
编辑｜金桐
图｜安小庆（除署名外）
失踪的女人
张越一直在等一个女人的电话。差不多十年了，那个号码再也没有打来。
第一次接到女人的电话，还是遥远的2001年秋天。那时，世界还笼罩在千禧年乐观和浪漫的余晖中。那是《半边天》节目开播的第六年，女人结婚的第十年。
距离北京1100公里的关中平原深处，电话从一座簇新的红砖院落拨出，由《半边天》节目组的策划王峻接起。此前大半年，这个农村女人给节目组写来数封长信。在其中一封信中，她写道：
「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西安。不可以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有约定俗成的规矩，要打破它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孤独，好像好多眼睛在盯着你。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
王峻对这封信赞叹不已。他揣着这封信，激动地在办公室里，见人就读。在又一封来信中，女人描述了自己生活的地方：
「夏有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秋有青纱帐一般的玉米地……可是我就是不喜欢这里，因为它太平了。」
来自平原陌生女人的书信和电话，震惊了节目组的每个人。在《半边天》诞生的最初几年，观众看到的多是都市女性的故事，鲜少听到来自村庄和边地的女性声音。女人在来信中所写的，也与过去农村妇女的主流叙事殊为不同。
《半边天》主持人张越和同事们敏感地捉住了这个声音。2002年3月23日，《我叫刘小样》在《半边天》周末版播出。那是观众第一次在国家电视台的平台上，听到一位普通农村妇女内心的呐喊。
在北地冬季的漫天风雪中，刘小样穿着一件大红的外套，坐在灰黄一片的天地和田垄间，向张越讲述她对生活和所处世界的诸多不满。
「人人都认为农民，特别是女人不需要有思想，她就做饭，她就洗衣服，她就看孩子，她就做家务，她就干地里活。然后她就去逛逛，她就这些，你说做这些要有什么思想，她不需要有思想」。刘小样咬咬牙，「我不接受这个。」
「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我不满足这些的，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我想看电视，从电视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出去。」
所有看过那期节目的人，都记住了电视机里，那个始终微微抬高着下巴，做出不服从的姿态，颧骨处的皮肤发红，像是正发着一场高烧的红衣女人。
在新世纪之初的北方平原，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最厚重的核心地带，刘小样忍受的，是「一种怪异的悸动，一种心有不甘的感觉，一种渴望」。
这种来自女性的悸动和渴望，第一次为世人所关注，是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作家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刺破历史文化语境形塑和压抑下的美国郊区主妇神话：
「她铺床，购物，挑选沙发套布料，和孩子一起吃花生酱三明治，晚上与丈夫同床共眠，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她甚至不敢默默地自问一声：『难道这就是生活的全部？』」
来自中国北方平原的农村妇女刘小样，在半个世纪后，发出了同样的呼喊和不甘。
这不仅仅是一个农村选题，或者一个女性选题。穿过性别、地域、阶层的阻隔，刘小样的表达，是对 「人」的本质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越觉得，「刘小样既是她自己，又是我们每一个人——她是『一个人』，同时她也是全世界」。
《我叫刘小样》因此成为《半边天》最著名也影响最深远的一期节目。「刘小样」这个名字，从北方的平原走出，成为不同世代观众心中的一个暗号，在之后的二十年里，不断引发识别和回响。
刘小样和张越，两个同出生于六零年代，但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女性，因为20年前那场风雪中的对话，成为之后彼此生命的观察和参与者。
在节目播出后的若干年，她们在电话中交换着彼此的生活。这些电话从客厅、麦田、工厂、县城、学校、商场、车站、外省打来。在电话里，刘小样告诉张越，她做了什么，她去了哪里，她在计划什么，她又因为什么而雀跃和哭泣。
从2010年起，这样的电话消失了。没过多久，张越的手机坏了，系统重装后，通讯录全部丢失。她失去了刘小样的联系方式。
此后十年，张越换过几只手机，号码从未改变。只是她再也没有听到电话那头，响起刘小样的声音。
「她如果真想找我，她是能找到我的，但她并没有找我。」那个来自北方平原的女人，突然从张越的生活里消失了。
和张越一样，很多人也在寻找刘小样。每隔几年，就有人在网络发出问询：有人看过刘小样那期节目吗？有人知道刘小样后来怎么样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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