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看法，只不过所处的立场不同而已。
在接受李恪招募的时候，杜狗儿所想到的是自己的境遇改变以及家族荣誉，对于太子所说的农业研究只有一个粗略的印象。
而且他对此还颇不以为然，觉得不管太子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就好。
至于结果好还是不好，当时他并不关心。
但当他入职以后，情况马上就变得不一样了。
人都是有上进心的，特别是来自太子的重视，更让这些人一方面干劲十足，一方面又压力山大。
李恪的确十分重视，他连续多日亲自考察农业研究所，每次都反复对农业研究所里的三两只小猫强调这项研究的重要性：
“大雍共有田五百五十万顷，若亩均产粮增一斗，则每年产粮多增五千五百万石！
想想看，多出这么多粮食，朝廷能多做多少事情？
而且诸位都是出身农家，荒年之时多一斗粮，对一家人而言说不定就是救命粮！
即使是丰年，多一斗粮，也可以让全家多吃几天饱饭。”
李恪在大略方面只草草的一笔带过，让杜狗儿几人顿觉不明则厉。
在微小之处，却不厌其烦，所说的事情也极为现实客观，让这些饱受饥寒之苦的农家汉子们人人动容。
杜狗儿自己更是大受震撼，眼睛通红的说道:
“十一年雍州大旱，若是我家能多一斗粮，我娘也不用为了给我们兄弟省口吃的把自己活活饿死。”
另一个被李恪如法炮制用高薪厚禄招募而来的金铁柱也黯然神伤：
“谁家不是呢？当年若是人人家中多一斗粮，我们庄子里头也不用饿死六十多口人。”
一向比较沉默，喜欢埋头干活朱老汉也难得开口：
“我本有兄弟姐妹七人，那一年就饿死了四个。”
后世爱挑食，老是生气不吃饭的人，对于饥荒饿死人的事情是很难想象的，也就老一辈的会对曾经的几年困难时期的惨状记忆犹新。
但在古代，这种饿死人的惨剧却经常发生，归根结底是小农经济时代，底层农民对于天灾人祸的抵抗能力几乎为零。
除了开仓赈济之外，朝廷也经常束手无策，也就是说整个国家体系的粮食安全问题虽然会极受重视，但却没有更多实际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传统士大夫的不足之处，说起圣人之道就滔滔不绝，遇到具体问题就束手无策，后来还有人做了一句尖酸刻薄的诗来讽刺，叫做：
“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甚至说出这句话的颜元老先生还把能做到这一点的儒生称之为“上品”，如此看来也就不难猜老先生鄙夷的下品儒生是何等操行了。
事实上，李恪所处的这个时代儒学已经有了这样的趋势，只不过还没有占据主流而已。
但如果李恪什么都不做，那么很显然，世情依然会向曾经的历史那样发展，整个民族最终不可避免的滑向深渊。
而儒学自取死道，最后只在后世留下不尴不尬的种种传闻。
在李恪曾经生活的那个时代，来自西方的价值观挟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对整个国家和民族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冲击。
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一句，整个社会的思想都繁杂纷乱，有人恪守公德良序，但也不乏有些人被彻底腐蚀，一再突破道德底限与公众认知。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而李恪想要扭转这样的历史大势，所面临的困难和阻碍可想而知，这也是他从农业研究做为破局开始的原因。
也幸亏如此，李恪的选择很快收拢了一批追随者，首先就是杜狗儿他们这批人。
之前大家多数想的是升官发财，可意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和深远的意义之后，所有人都背负上了沉甸甸的责任。
这些人在李恪的指点下，迅速掌握了育种的一些初步方法，并且在李恪的鼓励下，开始大胆进行各项尝试。
这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农研所这边还没有任何产出，也让其他人看不到任何存在意义的同时，支出大增，预算也一再超出。
虽然李恪已经明确表示，要东宫下属财务处对农研所的开支要求开绿灯，但还是让负责审计农研所的何桂日渐不满。
应该说，是何桂的副手，原晋王府的一个老太监苏力越来越不满。
何桂因为要兼顾数学的学习与研究，还要负责詹事书院的教学以及统筹后备营和乡兵营数学教学等工作，没太多的精力顾及财务处。
所以李恪只是让何桂总揽财务处，具体事务则由苏力负责。
苏力本就对头顶上莫名多了一个处长有些不满，尤其是他如今的处境还不如从前。
以前苏力这些晋王府老人，不管干什么都少不了一些油水，可现在财务处的核算对目前的所有人来说都是新鲜事物，这老太监还没找到从中渔利的缺口。
当杜狗儿再一次来到财务处，申请一笔采购资金的时候，得到的答复却是：
“什么？没办法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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